工业固废处置

生存权主体人格与法律地位的平等依赖于资本特权法律化的不平等，因特权的活化而威胁平民生存权的条件依然存在。

按照中川丈久的观点，法的支配意义中虽然有和依法律行政共通的部分，但作为依法律行政所不能涵盖的一点，可以举出对审判的秩序形成机能的重视。[22-1] Erhard Schmidt-Aßmann《行政法理论的基础与课题——作为秩序理念的行政法总论》（日本语译2006年）一书，用译者的话来说，是考察德国行政法总论的基础与明确现代社会行政法总论直接面对的课题，在批判既有的德国行政法总论偏差的同时，展望今后行政法前进道路的著作，但对于rule of law却未置一词。

[31]而且在这个时候，相对于行政活动的立法已尽可能将规范行政活动作为目标的情况，在作为审判制度的行政诉讼制度中，立法任务的重点却是为能充分发挥司法权本来具有的行政监督机能提供更为有效的空间或手段，在这一点上可以认为已形成共识。[30] 在为实现司法制度改革具体化而设置的司法制度改革推进本部行政诉讼检讨会（2002年2月——2004年1月）上，没有就意见书中提及的法的支配的基本理念是什么、法的支配与法治主义的异同进行概念上的争论。民主化先于法治主义原理在民主主义原理中得到论述。[29] 六、法治主义与行政的审判统制 法治主义或者法律支配原则没有直接触及行政活动违反该原则时的矫正问题。[27]另外，在和行政法学体系的关系上，我将行政程序法制放在行政法总论中，于行政立法、行政行为、行政指导等行为形式论之后，作为行政上的一种一般性制度的位置。

文章来源：《中山大学法律评论》第9卷第1辑（2011年）。著者在2007年曾来日本，虽然就此有了关于法治国家与法的支配进行询问的机会，但结果却显示著者对此问题完全没有兴趣。很多法律技术、制度方面的问题，都是律师最先感受到、提出来，然后才促进法律进步的。

也就是说，政府需要提供最终的底线救济，一定程度上为各社会主体的风险埋单。在治理方式转变的过程中，社会组织正好填补政府退出留下的一些空白，解决政府不能解决或不好解决的某些问题，提供公共服务，承接政府的部分职能，满足社会更加多样化的需求。从外部看，就是要发挥企业在社会环境中的良好作用。这种身份位置实际上就成了公众与法律专业系统的媒介。

2.推动合作治理、协商治理 合作治理是指多种治理主体如政府、企业、 社会组织等在平等、主动、自愿的原则下合作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方式。法治社会建设之成果最终体现为全民法治观念的增强，规则意识和法治意识与公民血液的深融，懂法守法成为公民的日常生活习惯。

更重要的是，律师来源于社会，在社会管理中有着相对独立的身份和地位，有时更能让民众接受和相信，在处置涉法涉诉案件、信访案件和重大突发事件，参与处理行政复议、诉讼、仲裁等法律事务中有着难以替代的优势。进行诉讼策划，包括确定诉讼思路、诉因、诉讼请求事项、事实理由陈述等，对对方当事人可能的应诉方案作出预测、提出对策。在法治社会进程中，律师在媒体和自媒体上的活动，几乎不能忽略，他们经营微信公众账号，不断更新微博，在全国范围内演讲授课，各种方式层出不穷。书写民事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各种文书，参加庭审、发表代理意见。

律师的一切作为围绕市场利益而来，工作力度围绕利益展开，工作心态更积极主动，工作效度与自身存在感和价值的关联度也更高。在与公权力的冲突中，如果没有律师的参与，私权利一方将更难以制衡公权力。企业的活动、产品和服务，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还会带来社会成本和效益，因此企业不能只考虑经营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收益，还要考虑对社会的影响。在民事诉讼案件中，对客户的诉求、事实、理由和相关证据进行初步审查和分析，必要时进行调查取证。

在生产方面，法律风险防范建设是法治建设的重点，生产经营活动所涉及的业务流程，其中面临的各种法律风险，需要通过风险评估加以确定，建立防范、控制措施并加以实施。但是市场的公平竞争并不会自然达成，企业可能有各种越轨行为来谋取非法利益，从而破坏公平竞争的环境，因此需要法治约束企业的市场竞争行为。

3.促进社会价值和法治观念的更新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虽然社会主义实践在理念上极端强调平等，改革开放后继续如此，但封建特权、尊卑秩序的观念并未冲击殆尽，反而有因为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不平等的发展而抬头的趋势。法治社会建设中，社会组织是多元主体中的重要主体之一，必然发挥重要作用。

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的契约经济，竞争性是其基本特征，也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推动力。在这方面，政府最核心的责任就是进行科学决策，制定合理的制度，并保障制度的有效运行，创造民主公平，有助于有序竞争、和谐稳定、社会发展的环境。其实，在法治社会进程中，企业作为法治主体，往往也持有各不相同的态度，敬畏法律、利用法律、对抗法律的都存在。在社会治理体制上，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法治社会中社会主体的地位有待进一步的制度化明晰。如果不能解决各参与主体的职责界限模糊问题，其结果可能导致职能不清，最终导致多元参与合作的失败。法治社会建设不是政府单独建设，社会治理多元化、社会建设主体多元化才是法治社会的发展趋势。

法治社会要求所有人都能享受必需的法律服务。一旦认为法律没有维护自身利益，便抛开法律，诉诸社会舆论，甚至走上信访不信法的道路。

应该说，多数企业的行为倾向都是如此，相信并遵守市场竞争、宏观调控、劳动者保护等方面的法律。但是，这并非要求政府将法治社会建设的事务大包大揽，政府更重要的是应当发挥统筹作用，将各种社会主体的力量统一起来。

例如，在化解信访不信法现象时，任何社会主体的单方面努力、作用可能都是有限的。政府对科技创新、基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司法服务等事业的发展都担负着主要的财政支持职责，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保障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有效提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元物质文化需求。

三是反腐败，企业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反对腐败行为。3.公众与法律专业系统的媒介 律师执业作为法治社会一种基本构件，其基本属性就是媒介，是国家权力系统与社会的中介，更是法律专业系统与社会公众的媒介。2.从细微处培育民众的民主和法治素养 目前，我们已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力图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政府在社会管理中，需要法律专业人士为依法行政提供建议参考，为社会治理提供法律服务，这一群体就是法律顾问。

而各社会主体之间的监督之所以重要和凸显，就在于其在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中的权利和职责具有相互性，利益具有连带性。在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党领导下的政府有提供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责任。

二、社会组织在法治建设中的意义、功能和作为 （一）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的意义 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中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已经被西方实践所证实。在法治社会建设中，主体多元化、参与多元化要求多方参与，但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承担监管责任，对其他参与方的行为和活动进行监督。

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对公共服务进行调控，包括公共教育服务、公共就业服务、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科技服务等。尽管这些建设都很有必要，但又远远不够，因为法治社会的建成，绝不仅仅依赖制度体系及其实施体系，还需要民众的观念和素养能跟上法治进程。

（二）律师的工作手段 1.参与商业性诉讼和非诉业务 律师的工作手段首先是参与商业性诉讼和非诉讼业务。在法治社会中，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是其所依的理论之源。国家和政府的管理仍然较多，管了很多不应当管理的事项，相关法律规定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对不同的群体探索使用各种不同的传播手段，让他们徜徉在法律的琼宇内，自觉做法律知识、法治精神、法治信仰的施用者和传播者。

中国律师业最初从国家公职范围中脱离出来，切断与国家权力的关联之后，律师就成了一个彻底的市场化主体，在社会中为民众提供服务，获得收益。只有上述法治社会建设的主要力量的具体角色得到合理定位，有机的法治社会理想才有可能实现。

二是无视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以不正当手段榨取企业职工的合法收入和福利所得，且心存侥幸，逃税避税，少缴甚至不缴社保费用。（三）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在商业运作过程中，不应当只将利润收益作为其长久稳态运营的绝对重心，而失却对次重点的有效关注，表现为极端弱化对其他关系的处理。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在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中提出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其中就包括发展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业。在社会组织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社会组织缺乏基本法立法，总体上立法位阶不高，已有规范多是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内容不齐，关于登记程序和政府管理的内容多，而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和权利保障的内容很少。